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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12月12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2日刊載《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前路難料》一文，文章指出，美國同盟體系面臨嚴重二胎信任危機，再加上經濟不佳，削減軍費，使其全球行動力下降，這影響到了奧巴馬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
　　文章住商不動產摘編如下：
　　自2009年執政至今，奧巴馬政府在全球戰略佈局上最突出的一項動作便是實行所謂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其內涵至少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全球範圍內調整力量配置，收縮美國在歐洲的力量部署，並將其轉移到亞洲地區；二是在亞洲地區內的力量分配，即從原先主要力量集中的阿富汗、伊拉克等地區脫身，並將這部分力量轉移到東南亞裝潢國家，實現區域內美國力量的均衡分佈。
　　奧巴馬政府進行如此大力度的戰略調整，其意圖至少包括兩個方面：首先是戰略意圖。這主要包括兩點：其一是應對中國崛起對地區乃至全球政治格局所帶來的震動效應，洗碗機尤其是對美國全球優勢地位所帶來的衝擊性。儘管美國對於中美力量對比的差距有著十分清晰地認知，但中國實力增勢之迅猛依然令美國不安。
　　美國同盟西服體系面臨嚴重信任危機
　　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的未來發展前景巨大。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主要是考慮到中國政府有著明確的發展戰略，並且詳細列出了時間表與路線圖；整個中國社會正處於積極進取的上升期；中國人的勤奮與智能為發揮中國發展潛力提供了關鍵的人力基礎；再加上中國從近代以來所經受的波折中總結了經驗、吸取了教訓，國家的糾錯、糾偏、適應能力明顯增強。
　　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國家的未來發展潛力與空間是不可限量的。正如近期來華訪問的拜登副總統所指出的，美國相信中國人民一定能夠在建設偉大強國進程中不斷邁上新高度。
　　其二是確保對亞洲盟友的安全承諾真實有效。冷戰後，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美國同盟體系不時面臨著嚴重的信任危機，這主要是因為明顯的外部威脅消失、美國與部分盟友的政策立場相左、盟友自主性增強以及美國國力相對式微所致。當然，在亞洲地區的盟友，尤其是日本，對於發展日美同盟，其意願是十分強烈的。但 因為美國自身所面臨的財政、黨爭、外交等困境，日本對於這個“老大哥”的安全承諾也產生了質疑。事實上，這種質疑並非是空穴來風。例如，奧巴馬缺席今年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便令亞洲國家頗為擔憂。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必須要做出明確的姿態性表示，即美國對亞洲盟友的安全承諾將繼續有效。為此，拜登副總統在12月2日至7日對日本、中國、韓國進行旋風式訪問，奧巴馬也表示將於明年4月訪問亞洲。為了堅定亞洲國家對美國履行義務的信心，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珊•賴斯(Susan E. Rice)11月20日在喬治城大學發表題為“美國的未來在亞洲”(“America's Future in Asia”)的演講，明確了美國亞太政策的方向。她指出：“對亞太的再平衡仍然是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的一個基石。無論其他地區出現多少熱點，我們都將繼續 深化我們對這個至關重要地區持久的承諾。”
　　其次是經濟意圖。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統計，2012年東亞及太平洋地區的經濟增長率達到7.5%，而全球經濟增長率僅為2.2%。這一地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0%。如果擴展到整個亞洲地區，其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了50%。從這個角度來說，亞洲地區已經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最主要引擎。與此相反，美國整體的經濟形勢仍不樂觀。儘管經濟處於緩慢複蘇之中，甚至2013年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率達3.6%，遠超市場預期，但美國失業率仍然高達7%以上，這已經逼近了美國人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線。
　　經濟狀況直接關係到普通美國民眾的日常生活，從而也觸動了華盛頓最敏感的神經。12月3日，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與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共同發佈的民調結果顯示，81%的受訪者認為，保障美國人就業是政府的優先工作。
　　另外，12月8日，皮尤研究中心又發佈了另一個民調 結果顯示，65%的受訪者不滿奧巴馬政府的經濟政策，奧巴馬的支持率也降到41%，成為其第二任期以來的最低點。因
　　此，如何儘快帶領美國經濟走出困境，尤其是降低失業率成為奧巴馬政府不得不面對的棘手問題，尤其在2014年中期選舉即將來臨之際。亞洲地區與美國的經濟振興息息相關，賴斯就表示，“美國出口 的商品和服務有整整四分之一去往亞洲，而我國大約30%的進口來自該地區。我們對亞洲的出口與100多萬美國人的就業直接相聯”。因而，亞洲地區的經濟快車對於美國經濟復興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
　　從現象上來看，奧巴馬政府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意志堅決，共和黨對此似乎也無異議，這為其政策推行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礎。那麼，它的前景如何？這主要需考慮以下幾個因素對美國的制約度。
　　削軍費影響美國全球行動力
　　一是美國國內的財政狀況。一國的財政狀況與一國的經濟狀況有著必然的關聯。目前來看，美國的財政狀況十分糟糕，最近出現的政府關門事件便充分體現了這一點。面對財政吃緊的狀況，奧巴馬政府也試圖予以扭轉，例如大幅削減軍費。這雖然能夠緩解美國財政赤字奇高之憂，卻會對美國在全球的行動能力造成影響。
　　美國防長哈格爾就表示，未來十年美國國防部需減赤約1萬億美元，這嚴重影響到美軍處置國際危機的能力與效力。他批評道：“這些減支太快、太多、太突然、太不負責任。”不僅如此，由於經濟狀況不樂觀，美國人對奧巴馬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率也有所降低，這影響到了奧巴馬政府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社會基礎。據12 月3日所發佈的民調結果顯示，56%的受訪者對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政策不滿；52%的人認為，美國應該首先關註自身事務。另外，53%的人表示，美國過去十 年作為全球領導者的影響力下降，這是近40年來的第一次。
　　二是世界其他地區的安全狀況。從本質上講，再平衡戰略是力量的重新配置，這種調整是存量調整，而非增量調整。也即，如果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安全狀況惡化，原先用於強化亞洲的美國力量將不得不削減。從這個角度來說，再平衡戰略對外部因素的依賴性極高。
　　三是亞洲區域內國家的態度。亞太再平衡戰略給亞洲區域內國家帶來了雙重心理反應：一方面，它們歡迎美國介入亞洲事務，並將其視為平衡中國崛起的重要外部力量。當然，這主要是安全角度的考慮。
　　但另一方面，亞洲國家又需要保持併發展好與中國的關係，這不僅是希望享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紅利，而且也有地緣戰略的考慮，畢竟中國也是一個亞洲國家。因此，大多數亞洲國家極不願意在中美兩個巨人之間選邊站隊，平衡外交或等距離外交是它們的優先選擇。因此，美國希望通過加強與區域內國家關係，甚至是“拉幫結派”的方式來達到其戰略目標並不容易。
　　四是中國發展的狀態。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針對中國的意圖十分明顯，但中國的發展形態又是美國亞太戰略最重要的影響變量之一。從根本上來說，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目的是實現美國在亞洲的最大國家利益，這決定了美國在戰略推進中必須要處理好與中國的關係，從而也決定了美國在實施其亞太戰略的過程中必須要考慮到中國的戰略關切，必須要把握好戰略防範與戰略接觸之間的“度”。否則，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難保不會成為美國外交史上的另一個“滑鐵盧”。(陳積敏)　　（原標題：聯合早報：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前路難料）